20世紀以前，中國婦女走出國門的極少，出國旅學者更是鳳毛麟角。1899年，一位中國婦女開始了前往日本、俄國和歐洲的旅程，并寫下了中國第一部婦女出國游記。她就是近代率先開眼看世界的中國女人——單士厘。
因緣成為出國旅行“第一人”
單士厘（1858-1945），字蕊珠，號受茲，出生于浙江蕭山縣（1987年撤縣改市）一個書香門第，后在太平軍入浙時為避戰(zhàn)亂而遷居海寧硤石鎮(zhèn)。其母親遠祖是清康熙朝禮部尚書許汝霖；父親單恩溥，系飽學之士，在文化圈里也頗有名氣，曾在中國最早的外語學校之一——上海廣方言館任教習，以后又任嘉興等地的府學教諭。太平天國戰(zhàn)爭期間，其家道中落。
由于父親常年在外地，單士厘在外祖父家長大。舅父許壬伯學問很好，著作達10余種，家中藏書很多。母親去世后，單士厘受到了舅父慈母嚴師般的照顧，生活上細心照料，學業(yè)上親自執(zhí)鞭。在日常教育中，許壬伯拋棄那些科舉時文，選擇富有文采與藝術價值的詩詞散文，精心教授，從而奠定了單士厘的語言文字功底，使其成為一個讀書精博、善筆能文的知識女性。單士厘對舅父一家心存感激，以致在著作中經(jīng)常提及舅父、舅母對自己的教誨與關懷，曾寫下“不能見母幸見舅”的感恩詩句。
大概是由于舅家鐘愛、擇偶嚴格的關系，或者是才女在婚姻上要求較高，直到1887年，29歲的單士厘才出嫁，如此晚婚，在當時的大家閨秀中極為少見。其丈夫錢恂所屬的錢氏家族，乃是近代史上人才輩出的江南吳興望族，在中國文化史上赫赫有名。錢恂的父親錢振常，同治年間舉人，曾任禮部主事，后任紹興書院、揚州書院、蘇州書院院長。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錢玄同，是錢恂同父異母的弟弟。婚后，單士厘曾改用夫姓，故又名錢單士厘。
錢恂（1853-1927），晚清著名的外交家，在學術、思想和外交上均有成就，是維新派中的知名之士。他游歷極廣，1890年隨薛福成出使英國、法國、意大利、比利時等4國。4年后回國，他幫助張之洞興辦洋務，1897年首創(chuàng)留學日本之議。1899年，錢恂出任湖北留日學生監(jiān)督，隨后在英國倫敦、法國巴黎、德國柏林和俄國圣彼得堡等地使館任職。1907年，他被清政府任命為駐荷蘭大使，次年任意大利大使。由于常年旅居國外，錢恂較早接觸到了西方先進思想。
單士厘與錢恂結婚以后，感情不錯，錢恂對妻子浸淫文史的習慣和趣味，也表示理解和支持。婚后不久，錢恂受浙江寧紹臺道薛福成的委派，整理寧波天一閣藏書樓劫后存書之書目，單士厘便成了錢恂的助手，最后編成《天一閣見存書目》。其間，單士厘接觸了大量以前未見的珍稀古籍，增長了好多才識。在1890年錢恂出國時，單士厘在家服侍高堂，攜養(yǎng)幼子，曾寫過許多表達對遠別的丈夫思念的懷遠詩。錢恂歸家與單士厘相聚時，向她講述了許多外國的見聞，使她對域外文化、世界風光十分向往。
正因為有丈夫難得的理解支持以及“朝廷命婦”身份，單士厘方可于1899年以外交使節(jié)夫人的身份赴日。此后，單士厘“無歲不行，或一航，或再航，往復既頻，寄居又久，視東國（日本）如鄉(xiāng)井”。再后來，她跟隨丈夫，周歷歐洲列邦，成為了中國最早一批走向世界的女旅行家。
旅日時感慨改革中國之必要
1898年，錢恂任湖北留日學生監(jiān)督。就在錢恂赴日第二年，也就是1899年，單士厘首次隨同丈夫東渡日本，這比秋瑾赴日（1904年）早5年，比何香凝赴日早4年。因單士厘旅居日本了，錢恂先后將弟弟錢玄同、兩個兒子、一個女婿、一個兒媳接到日本留學。錢玄同曾回憶自己在日本患病，嫂嫂單士厘親自給他調(diào)藥送食，陪他去醫(yī)院看病往事，感慨萬分。錢玄同留日時的日常費用也是徑向長嫂索取。錢氏舉家多人赴日留學，成為當時的美談，也對清末留日熱潮的興起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。
為了能更好地了解日本的風土人情，方便參與當?shù)氐纳鐣幕顒樱瑔问坷逑驴喙Ψ颍粌H很快學會用日語交談，還能筆譯。從此，她不再依賴翻譯的幫助，可以獨自參與各種社會文化活動，接觸日本社會各階層人士，直接同日本知識界婦女聯(lián)絡交流，而且在無譯員時，還常常給錢恂代任口譯，幫助丈夫與日本人交流。
作為母親，單士厘最關心孩子的教育。日本教育的發(fā)展情況使單士厘眼界大開，并且倍加贊賞，她曾作有《汽車中聞兒童唱歌》詩：“天籟純?nèi)怀鲎杂桑逡羿趪嘲l(fā)童謳。中華孩稚生何厄，埋首蕓窗學楚囚！”感慨于日本兒童可以順從天性自然成長，而清朝兒童卻必須枯坐桌前，埋頭苦讀。由此可見當時中國和日本對于孩童教育理念的不同。
參觀日本的女子學校教育后，單士厘最贊賞的是日本女子教育的普及，并由此深感國內(nèi)封建教育制度的不公，痛恨封建禮教對女子的束縛。所以，她率先垂范，不僅自己博覽群書，學習外文，還把兒媳也帶到日本留學，使她的家庭成為中國第一個有女學生到日本留學的家庭。
在日本期間，單士厘參觀了許多名勝古跡，寫下許多記錄當?shù)仫L土人情、名勝古跡的詩文。1903年，大坂舉辦“第五回內(nèi)國博覽會”，她成了中國女性考察世博會的先驅(qū)者。在大阪博覽會考察時，單士厘對工藝館、農(nóng)業(yè)館、林業(yè)館等各館分別進行了考察和記述，特別在述及教育館時，單士厘感慨最多，在后來所著的書中，她寫道：“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，由免亡而躋于列強者，唯有教育故。”這些真可謂遠見卓識。
在大阪博覽會，單士厘讓在東京留學的兒媳婦一同前來參觀。不料遇到大雨，她們依然冒雨步行游覽，直到晚上才回到寓所。當時，國內(nèi)的婦女很少出門，更別提冒著大雨步行于人流熙攘的場合。對此情形，她的兒媳似乎有所顧慮。見此，單士厘就勸慰道：“今日之行，專為拓開知識起見。雖躑躅雨中，不為越禮。況爾侍舅姑而行乎？”由此可見，單士厘在認識上，已經(jīng)有對封建禮法的超越。
日本人雖“崇拜歐美”，但不失自己的本色。單士厘認為這是日本人務實精神的突出體現(xiàn)。在元山日本郵局株式會社里，單士厘驚訝地發(fā)現(xiàn)，一室中只有幾把白木椅子，別無它物，但株式會社的業(yè)務性卻很強，而且秩序井然。她感慨說，初到日本之人，見陳設樸素，還誤以為日本“貧弱”，而不知日本真正用意是“專務實用”。單士厘認為日本人“借西法以自強”之實事，恰是落后的近代中國所缺少，且亟待學習的。
在旅居日本的4年中，單士厘積極融入當?shù)氐陌傩丈睿瑢W習日本語言文化，參觀那里的女子學校教育，走訪日本家庭婦女，與各界尤其是文化教育界女性人士做朋友，比如東京學校女干事時任竹子、女教師河原操子，愛住女學校校長小具貞子等。這些女性多為中上層婦女，有職業(yè)和較高的社會地位，接受了比較系統(tǒng)的新式教育，她們的思想主張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單士厘。
旅俄之行中尤其推崇列夫·托爾斯泰
1903年3月，錢恂奉派考察俄國，單士厘伴隨前往。3月15日黎明，單士厘夫婦離日赴俄，此行將兩子一媳一女婿三外孫都留于東京，雖然不舍，但幾個孩子分別在4所高等學校求學，漸漸進步，也是單士厘的心愿與安慰所在。出發(fā)送行的，除家人之外，還有中國友人、日本友人等10余人。單士厘寫道：“汽笛一聲，春雨溟蒙，遂就長途。”
在由日本長崎前往海參崴途中，因遇風暴，他們所乘輪船到朝鮮釜山港躲避。單士厘遂與丈夫一起登岸游觀，親眼目睹了日本在朝鮮進行殖民統(tǒng)治的情形。她只見“密樹一山，為日民萬余群居地。有駐兵約一大隊，有臨時憲兵隊，有領事，有警察，……一望而知為日本之殖民地，且已實行其殖民之政矣！”喪失獨立、失去主權的朝鮮人民，于自己本土艱難生存著。
經(jīng)歷一個多月的旅程，5月2日，他們一行人終于進入俄境。之后，他們乘上貫通西伯利亞的火車西行，到達俄國首都圣彼得堡，開始對俄國詳加考察。不過，當單士厘穿越西伯利亞大陸時立刻感覺到，俄國修筑這條橫跨歐亞大陸的鐵路的目的，就是要攫取我國北部疆域。她在海參崴曾路遇時任中國駐海埠商務委員李蘭舟，他也與單士厘有同感。李蘭舟說自己曾于1895年向政府上奏，揭露俄國人的兇險用心，請清政府及早籌劃對策，可是清政府卻絲毫未加重視。
旅途中路過一個叫希洛喀的地方，據(jù)說是成吉思汗的誕生地。單士厘下車散步，看到鐵道在兩山之間穿過，附近滿山翠柏，居民不少，景物亦佳。單士厘還在貝加爾湖畔駐足，聯(lián)想起“蘇武牧羊”的典故，寫道：“環(huán)湖盡山，峭立四周，無一隅之缺。蒼樹白雪，錯映眼簾。時已初夏，而全湖皆冰，尚厚二三尺，排冰行舟，仿佛在極大白色平原上，不知其為水也……因想蘇武牧羊之日，雖卓節(jié)嚙雪，困于苦寒，而亦夫婦父子，以永歲月，亦未始非一種幽景靜趣，有以養(yǎng)其天和也。”
到了俄國之后，單士厘游博物院，游畫院，還參觀育嬰院，每日都記載了所見所聞。通過參觀和思考，單士厘深深認識到，當時的俄國并非他們宣揚的那樣皆為太平盛世，而是存在種種黑暗之處。比如，俄國商人沒有貿(mào)易自由權，學生沒有自由選擇讀書權；西伯利亞大監(jiān)獄對囚犯的管制堪稱舉世無雙，流放的罪犯多達5萬人；新聞事業(yè)受到政府的高壓控制，而無言論自由，寫稿人經(jīng)常是左顧右盼，出版的報紙自然也索然無味。俄國的宗教氣氛極濃，政府實行專制，致使一些民主思想、改良意識都受到壓制。
旅俄期間，單士厘特別仰慕俄國偉大的批判現(xiàn)實主義作家列夫·托爾斯泰，深為他的著述所感動，對他關心民間疾苦，不畏強暴，敢于揭露俄國社會的腐敗、黑暗的品格由衷地敬佩，并曾購買了一張上面印著托爾斯泰肖像的明信片留作紀念。在她的游記中，根據(jù)親自考察了解的實情，用大量文字詳細地介紹了托爾斯泰的動人事跡，并稱：“托為俄國大名小說家，名震歐美。一度病氣，歐美電詢起居者日以百數(shù)，其見重世界可知。所著小說，多曲肖各種社會情狀，最足開啟民智。”單士厘是第一個將列夫·托爾斯泰介紹給國人的女作家。
考察歐洲列國使其眼界大開
對于游歷歐洲，單士厘早就心向往之。她在《馬哥博羅事》一文中，回憶20年前錢恂剛剛從西歐歸來，給她講述馬可·波羅旅行的故事，馬可·波羅的游歷生涯令她羨慕不已。單士厘立志與夫遠游，能“親履維尼斯，仿馬哥之故居，瞻馬哥之石像，既記游事，又記馬哥父子叔侄來華之蹤跡及行事大略。”
1905年開始，錢恂相繼任出任駐西班牙參贊、駐荷蘭大使、駐意大利大使等職，直到1909年卸任歸國。其間，單士厘一直陪伴錢恂身邊。
在荷蘭旅游的行跡，單士厘僅留下一首《荷蘭海牙》。不過，這首詩的夾注，卻生動描述了在荷蘭發(fā)生的一些事：“女王出游，群兒擲雪球誤中王面，王笑而拂之。又一日，王夫自開汽車，途與電車相撞，自謂不慎，戒無罪電車。各國駐使赴宮門請安，次日王夫親至各國使館謝步。”對比清王朝高高在上的封建貴戚，單士厘對荷蘭王室親民舉動的贊賞之情躍然紙上。
此外，單士厘又遍歷德、法、英、意、比等國，以及埃及、希臘等國的古都。單士厘敏銳好學，在歐洲各國時，又學會了歐洲主要的通用語言，以及拉丁文及希臘古文。正因如此，她訪問各國的歷史文化名城，瞻仰許多文化古跡時，能夠讀懂其中的內(nèi)涵。進而在后來，她能著文真切具體地介紹歐洲藝文，且所及內(nèi)容極廣。
20世紀初，對絕大多數(shù)中國人來講，外部世界仍是一片朦朧，喜歡探尋新事物的單士厘歐洲之旅，眼界大開，古老多彩的歐洲文化深深吸引了她。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圣彼得大教堂，這座位于梵蒂岡的大教堂由米開朗基羅設計，建于1506年至1626年，是文藝復興時期最杰出的建筑和世界上最大的教堂。她曾去瞻仰大教堂不下二三十次，在游記中稱其為“彼得寺”，寫道：“彼得寺……中矗尖柱，旁豎噴泉，而柱廊張為兩翼。正門之外為廊，廊外為臺，臺廣如殿基，由場而上，石階十余級。臺階正中坦而圓，鐵鏈為欄，向為常客所不敢登。”單士厘從美學的角度評論大教堂宏偉的建筑風格，對中國人了解西方建筑文化具有啟蒙作用。
單士厘在參觀圣彼得大教堂的教皇之棺時，發(fā)現(xiàn)但丁筆下《神曲》中的人物婆尼法爵的八棺殘片，由此而想到但丁文中的煉獄。單士厘在《歸潛記》里對此作了記述，自然而然就將但丁與他的《神曲》展現(xiàn)在國人的眼前。學者田德望譯《神曲·地獄篇》時說：“最早提到但丁和《神曲》的，是錢單士厘所著《歸潛記》（1910年）一書，這些記述雖不盡翔實可信，但在當時能注意及此，已是難能可貴。”
訪問歐洲時單士厘已兒孫繞膝，漸入老年，卻依然對事物充滿好奇心。她對教堂中的唱詩班音樂極感興趣，曾帶著孫子們一起，站在圣彼得大教堂門外聆聽，“孫輩侍聽，亦自有一種靜肅氣”。她深愛此處，引用歌德的話贊美道：“觀彼得寺，乃知美術可勝自然，而不必模仿自然。此寺尺寸大于自然，而無一好不自然，此其所以為美。”
撰寫中國近代第一部女子出國記
單士厘以外交使節(jié)夫人身份，隨同丈夫錢恂出國長達10年之久，游遍日本、俄國和西歐各國。回國后，單士厘先后寓居沈陽、北京，潛心寫作，整理出版著述，特別是將出國旅行的所見所聞，撰寫成《癸卯旅行記》和《歸潛記》。
《癸卯旅行記》記述的是旅日、旅俄活動，1903年正式出版。該書分為3卷，上卷記述在日本東京、大阪等地，以及朝鮮的經(jīng)歷：中卷、下卷記述在海參崴、西伯利亞、彼得堡等地的所見。《癸卯旅行記》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部中國女子出國游記。錢恂在此書的題記中寫道：“右日記三卷，為予妻單士厘所撰。以三萬數(shù)千言，記二萬數(shù)千里之行程，得中國婦女所未曾有。方今女學漸萌，女智漸開，必有樂于讀此者。故稍為損益句讀，以公于世。”這些文字，不僅道出了單士厘出國和寫作的原委，也體現(xiàn)了他們夫婦志趣融合、相得益彰的風范。
《歸潛記》出版于1910年，是單士厘將自己在西歐游歷的心得整理撰寫的一部隨感錄，以故居潛園而得名，故為《歸潛記》。該書由10余篇游記和專題介紹文章組成，共8萬余言。游記記述單士厘隨夫遍歷英、法、德、荷、意等地的見聞，形象生動地介紹了大量的歐洲風土人情，包括古典文藝、神話、詩史、音樂、雕塑、建筑，以及宗教信仰。這些文字對于當時國人認識西方、了解西方文化有著很大的幫助。而其中的《章華庭四室》和《育斯》（宙斯）兩篇文章，則第一次系統(tǒng)地把古希臘、古羅馬神話介紹到中國，為中國文壇研究外國文學作出了積極的貢獻。
在游記中，單士厘以敏銳的目光，向人們真實地展現(xiàn)出各國社會風貌，且針對晚清中國的情況給予簡單評論。按當局禁忌，外交官員之家屬不許“妄談政事”，然而單士厘卻敢于沖破禁區(qū)。她的這些著作，無論在家政、育兒、秀藝、見聞方面，都有教育社會、啟蒙社會的作用；且用清麗的筆調(diào)，把她所觀察到的景物寫得鮮明、生動，給讀者以身臨其境的感覺。她的一些看法和議論，始終交織著啟蒙思想和國民意識的覺醒，遠遠超出了當時國內(nèi)閨閣女子的見識。
1927年錢恂去世，這對單士厘無疑是一個重大打擊。1932年，她在寫給友人的信中，說自己“六載傷心未詠詩”。此后，她和次子錢穟孫寓居沈陽。1936年錢穟孫病故后，單士厘被長子錢稻孫（翻譯家，曾將《神曲》翻譯成騷體中文）迎到北京奉養(yǎng)。直到離世的3年前，她還寫了一首關心侄子錢三強的詩歌，名為《庚辰端節(jié)家宴·憶三強侄時在巴黎圍城中》。可見，這位老太太直到暮年，仍然關心著世事，關懷著小輩，既不失啟蒙時代先進婦女的本色，也不失中國優(yōu)秀女性的風采。
單士厘這位近代奇女子，在1945年逝世于北京，享年87歲。除了《癸卯旅行記》和《歸潛記》兩書是其代表作，單士厘還有《家政學》《家之育兒簡談》《正始再續(xù)集》等著作。她筆耕不輟，研究清代婦女著作與思想后，在81歲時完成了《清閨秀藝文略》5卷，因無力刊行，竟手抄數(shù)部，贈與國內(nèi)外圖書館。85歲時，她把自己自少至老的詩作輯成《受茲室詩稿》，親筆抄贈給一位至交，這是現(xiàn)存這部詩稿的唯一完整抄本。
在中國歷史上，雖然有才學、才智的女子不少，但像單士厘這樣對外國充滿好奇并能親身游歷的，并不常見；其所行之地、所著之文、所見識之風景人文，在晚清也算獨一無二了。19世紀末20世紀初，單士厘作為一名知識女性，雖然沒有投身于革命洪流中，但她沖破封建禮教束縛，從深閨走向世界，把自己獨到的思維見解著錄成書，依舊蘊含著寶貴的精神財富，澤被后世。（裘偉廷）
